科学报：中国呼唤科技智库建制

　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发展已越来越离不开科技的力量。不管是应对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还是建设核电、水电等国家级大工程，各国政府开始越来越多地听取科学家的意见。

　　由此，政府决策中如何更好地发挥科技的作用，以及科技如何更好地支撑政府决策，成为世界各国密切关注的热点问题。

　　在日前由中科院管理创新与评估研究中心、英国驻华大使馆以及英国商业、创新与技能部共同举办的“科技支撑决策机制国际研讨会”上，来自中国、英国、美国、欧盟的60余名学者围绕科技支撑政府决策展开了讨论。

　　“衙门”里的科学顾问

　　在国家层面，美欧发达国家普遍在政府机构中设立了专门的科技咨询部门，形成了较完善的科技支撑决策机制。

　　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大卫·泰菲尔德介绍，英国政府设有首席科学顾问、科学办公室，各部门也设有首席科学顾问委员会、科技委员会等。首席科学顾问为英国首相和内阁各部门提供科学、工程和技术方面的咨询，负责协调英国科学创新政策，共同主持科技委员会，领导政府科学办公室。

　　美国也有类似的机制。中科院管理创新与评估中心主任李晓轩说：“美国的总统科技顾问直接辅助总统进行科技战略决策，兼任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就科技对国内和国际事务的影响提出建议，并主持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

　　“有科学技术做基础，有助于保障政府决策的民主性和安全性。”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副部长罗晖认为，我国政府在寻求科技支撑方面进展很大，但遗憾的是，“目前在政府结构中，还缺少类似欧美的建制”。

　　中科院的“军师”角色

　　“中科院不仅是中国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成果转化的基地，更是国家的高端思想库和智囊团。”中科院副秘书长潘教峰如是描述中科院的角色定位。

　　2007～2009年，中科院组织包括60余名院士在内的300多名专家开展了“中国至2050年重要领域科技发展路线图研究”。路线图从我国实现现代化的愿景出发，提出依靠科技创新，解决能源资源、生态环境、人口健康等重大瓶颈问题的方案，明确了科技创新的重点和发展路线。

　　根据研究结果，中科院确定了能源、农业、空间、信息、先进材料等18个重要领域，并出版了一部中英文全套38本的报告。
　“这套方法与以往有很大不同，它兼备方向性、战略性和一定的可操作性，对各领域未来的发展机制有了更清晰的判断。”潘教峰说，“它对国家科技方面的相关决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些研究结果已出现在国家各部门的相关文件中。”

　　除为国家决策作贡献外，该项研究也为中科院留下了一笔财富。中科院根据18个重点领域，分别成立了相应的专题研究组，参与单位涉及80多个研究所。目前这些专题研究组已成为持续开展战略研究的重要力量。在此基础上，2009年5月，中科院启动了“服务国家宏观决策的科技支持体系”的建设工作。

　　但在中国，像这样一套完整、系统的咨询机制，还只能说是凤毛麟角。

　　院士咨询发展空间很大

　　在欧美发达国家，国家科学院已形成一套成熟制度来支撑院士集体的咨询工作。“美国几乎没有个人能影响决策，都是不同领域的专家组织起来，集体进行咨询。”一位参会专家如是说。

　　1863年，美国科学院刚成立不久，就接到了财政部部长的第一份咨询请求。美国科学院挑选了一批合适的院士组成了专门委员会，这种工作机制为后来大多数国家科学院的咨询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基本模型。

　　近些年，我国学者在碳排放、粮食产量预测、主体功能区划分、农业政策等方面提供了一些很好的政策建议，并已被政府采纳。不过，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黄季焜和樊杰认为，这些成功案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专家的水平，以及专家与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

　　以中国的院士群体为例，有参会人员认为，“我国院士群体主要还是荣誉性质的，发挥咨询作用的发展空间还很大”。

　　此外，院士咨询还面临着制度障碍、人际障碍、文化障碍等诸多挑战。如何选择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咨询问题?如何组织好院士群体?如何保障院士咨询质量?这些都是摆在科技咨询机构面前的重要课题。